大学反对大学

参考文献：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 https://github.com/zealotCE/America-Against-America/blob/master/美国反对美国（原版）.pdf

当历史的指针拨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如果我们重新审视作为社会组织的“大学”，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内部撕裂。这种撕裂并非来自外部的冲击，而是源于其内部结构的自我异化。

正如我们在那一屏关于“新时代两党制”的讨论中所见，今天的大学校园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象牙塔，而是演变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角斗场。一种力量试图将大学无限地向前延伸，使其成为高中的最高级形态；另一种力量则试图将大学无限地向后压缩，使其成为职场的学前班。

这就是“大学反对大学”的实质：作为“高四”的大学，正在反对作为“社畜预备役”的大学。

一、新时代的“两党制”格局

在当下的校园生态中，原本多元的学生群体正在迅速分化为两大阵营，其对立程度堪比政治光谱上的两极。

第一党派可以称之为“泛高中主义者”。这一群体的核心特征是对于评价体系的绝对服从和对不确定性的极度恐惧。在他们眼中，大学不过是另一场更漫长的应试。绩点（GPA）替代了高考分数，成为了新的神学。他们将每一门通识课、每一次小组作业都精确地换算为分数值。这种行为的逻辑起点是“延缓成年”——只要我还在追求分数的线性增长，我就依然处于那个有着标准答案的安全世界里。他们在大学里修筑了高墙，试图在墙内通过内卷来维持一种虚假的精英感，其实质是心智上的停滞与拒绝断奶。

第二党派则可称之为“泛社会主义者”。与前者截然相反，这一群体展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早熟。他们视大学围墙为无物，甚至视课堂为累赘。在他们的价值排序中，实习证明远高于学位证书，人脉链接远重于学术思辨。他们过早地习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法则，将同窗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或资源。这种行为的逻辑起点是“过度焦虑”——因为恐惧毕业即失业，所以选择在入学第一天就精神入职。他们在大学里迅速地去魅，却也因此失去了在这段缓冲期内构建独立人格的机会。

二、时空的折叠与错位

这种“两党制”的对立，导致了大学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双重割裂。

在物理空间上，图书馆和自习室被“泛高中主义者”占领，成为了刷题的堡垒；而社团活动中心和校外兼职点则成为了“泛社会主义者”的练兵场。同一个校园，折叠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前者在书本中寻找唯一的正解，后者在社会中寻找变现的捷径。

在精神空间上，矛盾更为剧烈。大学本应是“自由探索”与“普遍知识”的殿堂，是斯宾诺莎磨镜片的地方，是康德散步的花园。然而，现在的大学正在同时失去这两项特质。

对于“泛高中主义者”，大学失去了自由。他们主动交出了定义自我的权利，甘愿被教务系统的算法规训，将探索未知的乐趣阉割为对考点的精准打击。

对于“泛社会主义者”，大学失去了知识。他们仅仅将知识视为工具，若不能即刻转化为生产力或薪资筹码，便弃之如敝履。大学不仅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博学，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狭隘和功利。

三、迅速高中化与迅速社会化的合流

看似对立的这两种路径，实则殊途同归。这正是“大学反对大学”最荒谬的悖论所在：迅速的高中化和迅速的社会化，在本质上都是对“大学精神”的背叛。

“泛高中主义”的本质是逃避自由，他们不敢面对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所以退回高中的壳子里；“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逃避深度，他们静不下心来构建厚重的底层逻辑，所以急于跳入社会的染缸。

这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社会学景观：今天的大学生，一方面在心智上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巨婴心态、依赖路径严重；另一方面在行为模式上又呈现出极度的世俗化和老练。他们既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又像个疲惫的中年人。

真正的大学，本应是介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是一个允许犯错、鼓励无用之用、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独特场域。但现在，这个缓冲地带正在消失。大学要么被向下拉扯回中学时代，要么被向上挤压进商业社会。

四、结语：寻找第三条道路

当我们在谈论“大学反对大学”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哀叹一种主体性的丧失。在这个“新时代两党制”的夹缝中，作为个体的学生，是否还能找到第三条道路？

这条道路或许就在于拒绝被任一阵营裹挟。它要求我们既不把大学仅仅视为分数的竞技场，也不把它仅仅视为职场的跳板。它要求我们在“读高中”和“去打工”之外，重新发现“做学问”和“做人”的价值。

大学不应该反对大学。大学应该回归大学。这意味着，我们要在这个迅速异化的环境中，重建一种内心的秩序：既要有面对社会现实的清醒，也要有捍卫理想主义的勇气。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既不是一个高分低能的巨婴，也不是一个精致利己的社畜，而是一个完整的人。